“非西方—亚洲”与观看的政治
高士明
亚洲并不是一个给定的文化事实，它是建构中的，有待填充的，它必须在人们的欲望和行动中、在存在学意义上当下化地实现。然而，长期以?，亚洲被笼罩在东-西二元论及其话语变体的理论框架之内，在这些话语变体中，近年?最为通行的就是所谓“西方-非西方”的文化写作模式。在“西方-非西方”的新二元论中，亚洲被过于轻易地建构为西方的他者、非西方的代表……从而丧失了自我解释和自我体认的可能。这一新的二元论与东西方的二分法一样，极大地简化了我们身处其中的世界。二元世界是排他性的世界，关系双方互相援引、?照，把其他部分排斥在彼此的视野之外，仿佛一对遥遥相望的镜子。彼此对视，不记其?。以中国而论，我们可以比较轻易地获得威尼斯双年展、卡塞尔文献展等西方大展的最新讯息，却对孟买、曼谷、德黑兰发生的事情所知甚少，对于更加“偏远”的区域如斐济、巴里甚至一无所知。究其根源，这种无知是因为长期以?对“西方”之外的世界的忽视和冷漠造成的。一个过于强大的西方的幽灵徘徊在我们的意识之中，它的阴影遮蔽了西方之外的世界——而当我们把这个西方之外的世界称为“非西方”的时候，它被想象为一个含糊的虚幻的同质性的共同体。这是个不稳妥的身份认同，我们以之作为针对西方进行自我表述的名义，却不清楚或者说很少在乎它的实际内容和它所笼罩的地理范围。
对亚洲实质内涵的漠视和无知背後，有两个原因：其一是我们时常使用的那个现代化理论的二元图式，这个图式把世界化简为西方和非西方、文明与他者。其二是“非西方”知识份子对这个图式的使用和对抗，即用本文化主体去阐释和填充“非西方”的容器，并且以这种对立性的、彼此区分性的二元模式对自身的文化系统进行重新编码和想象。在中国，从19世纪开始，人们就越?越习惯于把世界区分为东-西或者中-西。这种二元区分是中国“天下”观与“中央之国”的理念在近代破碎後的一种自我安慰。这种二元区分模式在中国以外的非西方国家同样存在，在“地之缘”第一阶段所考察的泰国、伊朗、日本、土耳其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可以说，在这种二分法之下，“西方”成为了所有被命名为“非西方”的地区和国家的共同世界，它既是一个当然的仲介，同时又阻断了西方之外的文化之间的交流。尤其重要的是，这种二分法构成了一种向心性的文化解释模式，只有在西方这面镜子中，所有“非西方”的文化“他者”才得以成形显像。
以“西方-非西方”二分世界的思维定式已极大地扭曲了我们对世界以及自身的认识。更为可怕的是，在它的笼罩下，非西方文化不得不面对自我阐释能力失落的痛苦事实——事实上，这才是身份/认同危机的真正意义。身著唐装、娴熟地搬弄本地的民俗、政治符号、在国内与国际之间指东打西并不是自我身份的确认——相反，这恰是认同危机的佐证，其实质是向西方认同和试图赢得西方的认同。正如民族主义只会在民族真正危机的时刻兴起，身份/认同危机也暴露了自我阐释能力的失落。因此，在蓬勃发展的“全球主义”如愿以偿地把所有“非西方他者”纳入其文化想象之前，我们面临著一个艰
巨的任务，即重新确立对当代文化现实的独立的自我阐释能力。
我相信，这种能力的获得，第一个前提就是要打破既有的“西方-非西方”的观看与写作模式，寻找一种“西方之外的国际经验”（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beyond west），对这种经验的召唤跟“全球化”理论相关，然而这种召唤也同样呼应了一种“非西方的国际化” （non-western internationalization ），是对全球化理论所隐含的问题的回应。正如德里达所说，全球化是对某种狭隘的关于人的偏见的普遍化，是由于过分张扬某一种人的基质，而对人自身中必须含有、并必须自恋地加以尊敬的自己的无限丰富的他性的压抑。在一个所谓的“後殖民空间”，在这个杂糅的、漂浮的、去离原位（dislocation）的世界上，潜在的读者不再是一个稳定的群落，读者与作者、读者与读者、作者与作者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相互?照，而是相互拆解和反?重构的。与古典古代的众人世界、异国他乡不同，今天这个全球化的世界处于一种一体化的程式之中的，这个一体化的全球程式如同一台发动机，当今世界上的同一与差异都由这个程式发动起?。它不可能贯彻到底，它反而促生了种种“民俗学景观”或者ethnoscapes。这种景观是对这个多元化世界的一种新的图像化，一种文化表像主义，一种文化间的（“culture in between”?）旅游业和会展经济的综合体。在?术领域，这一切是以越?越多的国际大展为其制度基础的。在早期现代主义时期，西方或者欧洲所思考的主要是如何将世界带回自身，如何将自我的历史确立为世界的中心叙事。在此种目的的推动下，欧洲人逐渐确立了一个相当完备的表述体系，即博览会制度。早在19世纪，世界博览会就已经成为欧洲人表像世界、表述非欧洲世界的重要平台。世界展览会的意义除了炫耀和控制之外，还承担著聚集和纵览的认识功能。从最早的世界博览会到今天形形色色的国际大展，欧洲人都在寻找一种Visualization，一种“视-见”的技术。世界博览会的体制是以代议制的表面化形式为其组织模型的，其实质不是要代表世界各族群的权益，而是在最空洞的意义上使各族群经由表述而在场，此在场仅仅是为了见证欧洲中心的光亮。在早期现代主义者（欧洲的启蒙主义者）看?，世界在其黑暗中被欧洲的启蒙之光照亮。直到上个世纪末，西方学者才逐渐意识到：对世界的照亮只是一种特定的观看，那启蒙之光（Light of En-light-ment）、那?自欧洲的视线同样是一种遮蔽。欧洲人的世界发现，是通过东方学、人类学等客体化的技术把模糊不清的世界转化为一幅可观看的世界图像——而所谓“视-见”的技术也即一系列探照灯般的投射与成像手段。然而，我们所要追问的是：在这光亮的照耀下，是什麽被遮蔽了？在习以为常的光照中，如何使阴影中那不可见的成为可见？
节选自《亚洲谜结----一种非西方的经验与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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